如何在唐朝做一个好皇帝——看看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在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唐太宗庙谟深远，撰著《帝范》十二篇共4000余字，将自己戎马一生的征战经验、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作为对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次年，太宗与世长辞。

《帝范》秘藏宫中，鲜为人知。新、旧《唐书》虽有记载，仅仅说明《帝范》内容有四卷，详文不知。《资治通鉴》也未见全文。《帝范》在宋代遗失，大多数内容已不为世人所知。庆幸的是，在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帝范》一书在云南被意外发现，重现于世。清代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大儒纪昀等人参照元人注释，并考证其误，重作列注，附于原文之中，上奏清高宗弘历过目，经批准后，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一》。此外，清朝又有日本宽文本回传中国。

唐太宗撰《帝范》。

第一章 引言

一、今天为什么学《帝范》？

《帝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学习《帝范》，首先要明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概括而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确是“性相近、习相远”。什么又是“性”呢？“人之初，性本善”。

当今世界，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另一方面，人类又陷入空前的危机，毁灭并非不可想像之事，是为“人类困境”。人类怎么走出困境？要返观历史，借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透视、剖析现状，寻找出路的一面镜子。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有无数的载体和表现。我们这就讲到了学习《帝范》的具体价值，也讲三条。

第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祗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范》后序）。唐太宗千古一帝，其对人生的体悟、对世界的察识，足资后人“取法”。

第二，《帝范》是太宗的政治遗嘱和绝笔之文，“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他将此书赐给太子，语重心长地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帝范》凝结著太宗一生的心血。

第三，《帝范》既是一篇以君主的身份讨论君主的宏文，前所未有；又是一篇父子交心之作，秘藏皇室。满篇卓识，一片苦心，真诚、坦荡，没有虚情，是谓至珍。

二、如何学习？

学习《帝范》，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知识来学，满足于“晓得了”，而是要“入心”，人要因此有所变化。《论语》一开始讲什么？“学而时习之”。“学”不仅要“思”（“学而不思则罔”），更要“习”。“习”是什么？操练、练习，要身心俱化。

我们要特别注意，学习传统文化一定避免“博物馆化”。什么是“博物馆化”呢？就是虽然在读经典，但就像参观古代埃及文物一样，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人没有得到改变、提升。我们讲个孔子学习的故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这个故事意涵很多、很深，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由此可以一窥。虽然，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处的生活环境千差万别，学习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因人而异，但都可以从孔子身上得到启发。

不过，毕竟现代人离孔子太遥远了。我们也讲一下现代人学习历史、学习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学习态度必须讲究。学习态度上，前人多有垂范，这里仅引述近代两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供借鉴。

其一，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先生这个态度，也有渊源。例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尝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其二，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国史大纲》）

三、关于唐太宗和《帝范》的两点说明

1. 唐太宗“崇文”与三教齐兴

《帝范》的压轴篇就是“崇文”：“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儒为正宗，但非独尊。太宗对文化领域采取的是“齐兴”政策。唐尊老子为先祖，故重道教，“道在佛前”，但佛教也在大兴。太宗晚年与玄奘往来甚深，“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还写下了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此外，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等。

太宗在位期间，崇善广德，恩泽四方，开创了唐代盛世伟业，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贞观之治”。

2. “贞观之治”标榜千秋，《帝范》彰扬“道统”

太宗在位期间（627年—649年），崇善广德，恩泽四方。《新唐书》称赞太宗“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为什么能做到呢？关键是太宗继承发扬了“道统”。

什么是道统呢？康熙帝有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