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说起朱元璋，后人首先想到的是“布衣皇帝”，再者就是其残忍无情，大肆诛杀功臣，“胡蓝之狱”更是人人知晓。在“胡蓝之狱”中，朱元璋前后诛杀的人数将近四五万人，朱元璋可谓杀光了可以打战的武将，解决了功臣势大的问题，但同时也给大明朝留下了“祸根”。

最终“靖难之役”打响，江山易主，朱允炆的失败，虽不能全怪罪于朱元璋的身上，但是也是脱不了干系的。“胡蓝之狱”虽是巩固了皇权，但也让明朝廷在战场上面临了无人可用的境地，后边更是造成了“强枝弱干，尾大不掉”之势。

那么，历史上的“胡蓝之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谁又是这场较量之中的最大受益者？下面，一文读懂其中内幕。

“胡蓝之狱”的前因后果

• 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取和州之时，就前来投靠，当了个奏差。后来，朱元璋的事业越做越大，旧人也得到了升迁，胡惟庸也当上了知县。

在明初，朝廷内外有一股淮西勋贵势力，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淮西勋贵集团”，主要的成员是从南略定远到攻占集庆这两年间跟随朱元璋征战的将领。

在明朝建立，这些人封公进爵，势力越发的膨胀，朝廷内外“半淮人”。而胡惟庸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从知县升到了府里，又到省里。最终，依靠李善长的提拔，做到了中书省丞相一职。

《明史•纪事本末》载：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遂得召入为太常卿，累迁中书参政，遂与善长深相结，以兄女妻善长从子祐，贪贿弄权，益无所忌。

在坐到上丞相位置后，在朝廷内外都是淮西勋贵的是势力的前提下，胡惟庸开始“贪贿弄权，益无所忌”，最终为朱元璋所知，大怒。但是，朱元璋没有直接“解决胡惟庸”，因为此时诛杀胡惟庸还欠一个借口。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以“没官的妇女只能给功臣家，怎么王广洋是文臣也给了”为由，怪罪王广洋。其实，王广洋是被封了伯爵的，算得上功臣，朱元璋嘴上说“王广洋”而实际上说的“胡惟庸”，在暗示朝臣“胡惟庸的大势将去”。

最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拉开了胡惟庸案的序幕。《明太祖实录》载：“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命廷臣审录。”

就这样，胡惟庸迅速被抓，牵扯出一大批人，告发的御史中丞涂节也被诛杀。而在处决了胡惟庸等为首的官员后，朱元璋又将“胡惟庸案”扩大化，以“通倭”、“通虏（北元）”的罪名抓捕了大量的功臣。

胡惟庸前后，朱元璋一共诛杀了公侯伯二十余人，胡党万五千余人。后来，朱元璋命令“刑部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胡惟庸案才算落下了帷幕。

• 蓝玉案

在长达十余年的胡惟庸案刚刚结束不久，朱元璋又掀起了一场“蓝玉案”，此案影响也不亚于胡惟庸案。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妻子的弟，史书记载其“长身赪面，有勇略”，是个好武将。而且，在和常遇春一起上战场时，往往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常遇春也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蓝玉。因此，朱元璋也对蓝玉有所好感，官职也不低。

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功臣尽损，而蓝玉有勇有谋，自然也就成了明朝中的一员大将，而且朱元璋也信任他，拜为“大将军”，官场可谓顺风顺水。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让大将军蓝玉袭扑鱼儿海，大败北元，“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余人，更有官员三十，男女七万，马驼五万”。

一战成名，朱元璋更是把蓝玉比作“卫青、李靖”，可见其对蓝玉的信任，蓝玉的前程也注定是步步青云。

但是，有人言蓝玉私藏元王妃，导致王妃羞愧而自尽。这事一出，朱元璋就责问蓝玉，让其改过自新，并把要封的“梁国公”改为了“凉国公”，这事就算了结。

一字之差，意义就不同了。朱元璋本意是希望蓝玉改过自新，于是就没有其他的惩罚。可是，蓝玉却不以此为戒，反倒日益膨胀起来，“自恃功伐，专恣横暴”。

而且，蓝玉逐渐“无人臣礼”。朱元璋大摆筵席款待将士，却蓝玉举止傲慢无礼，毫不把朱元璋当作皇帝。

后来，蓝玉因不满居“宋、颍二公”之下，与朱元璋闹翻，朱元璋开始有意疏远蓝玉。于是，蓝玉决定谋反，召集部将要起兵造反。但是，事情败露，被锦衣卫指挥蒋献所告发，蓝玉锒铛入狱，很快就伏诛了。

对于蓝玉案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蓝玉谋反，而且朱元璋在为后人铺路。洪武二十六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九个月后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确定皇位继承人，而在第二年蓝玉案就发生了。

由此可见，蓝玉虽是嚣张跋扈，但还不至于谋反，而且蓝玉还是太子朱标一党，将来辅佐皇帝之人，他也没有理由造反。所以，并不是蓝玉要谋反，而是朱元璋找了个借口，诛杀功臣，为皇太孙朱允炆铺路。

胡惟庸案也一样，不过是一场皇权与勋贵集团的较量，最终都以皇权胜利为告终。而朱元璋也因此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护住了朱家的天下。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因为大肆诛杀功臣，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局面。

“胡蓝之狱”得与失

在“胡蓝之狱”发生的前后，朱元璋开始让他的儿子拥护卫军队，去镇守地方，如果朝中出现了奸臣，诸王可以奉皇帝之命，率兵靖难。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第一次分封藩王，一个封了九个亲王，分别是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齐王朱榑、潭王朱梓、赵王朱杞、鲁王朱檀。

这一次分封最为重要，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几个儿子都封到北方重镇，以此来巩固大明江山。这些藩王有官属，有军队，对当地的军事力量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其后，朱元璋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封。至此，朱元璋可以说利用藩王就藩，诛杀功臣，重镇完成了“功臣戍镇”向“亲王戍镇”的转变，这是明朝军事上一大重要的改变，其目的是巩固了皇权。

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帝制时代，皇位的吸引力太大了，仅仅依靠亲情来维系是不可能的。而且，朱元璋诛杀了大多数功臣，虽然削弱了功臣的权力，但是也助长了亲王势力。

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诛杀的功臣名单除了胡惟庸、涂节、陈宁外，还有功臣，高达二十余人，其中包括了韩国公李善长，列侯胡美、唐胜宗、陆仲亨、费聚、顾时、陈德、华云龙、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薛显，都督毛骧、陈万亮、耿忠、於琥……

而在蓝玉案中，牵扯出了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会宁侯张温、普定侯陈桓、怀远侯曹兴、宣宁侯曹良臣、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政、全宁侯孙恪、纳哈出的儿子沈阳侯察罕、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还有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十余人，这些人大多数都蓝玉的部下。

明初，朱元璋封公侯伯57人中，经过“胡蓝之狱”的清洗，可以功臣尽损，能够善终的也就是寥寥几人，《明史》载“于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

这时，功臣戍守重镇的局面全部终结，功臣也尽死，已经没有人可以和亲王一战，假如朝廷不给力，势必会造成“强枝弱干，尾大不掉”之势，甚至丢掉皇位。

最终，朱允炆失位，也证明了朱元璋的计划是失败的。在巩固皇权，打击功臣势力之时，朱元璋也造成了一个新的局面，亲王势力日益膨胀。

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由上文的“得与失”来看，“胡蓝之狱”虽然巩固了皇权，但也造成了亲王势力的上涨。所以说，在“胡蓝之狱”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亲王了，不仅地位提高了，手中所握的权力也提高了。

在朱元璋的计划中，以亲王守卫大明江山，并不是天方夜谭。只要中央朝廷足够强势，“强枝弱干”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其次，多个藩王就藩，就算其中有一个造反，其他的藩王也不会同意，必定会响应号召，共同御敌。

但是，在朱标去世后，二哥朱樉也去世了，再接着三哥朱棡也去世了，四哥朱棣就成了大哥。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棡和朱棣是最为受到重要的，两人的军事才能也高，早早就率军去迎敌。朱棡的存在，无疑是对朱棣的种牵制，可是现在这个牵制没有了。

这样一来，一旦朝廷的政策涉及了藩王的利益，没有了功臣和藩王的限制，那么朱棣造反就成为了一种可能，而且是极大的可能。换而言之，“胡蓝之狱”中最大的受益者应是朱棣，特别是蓝玉案。

在朱棣登上皇位后，对《明太祖实录》、《奉天靖难记》进行了的修编，更是对蓝玉案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不在《逆臣录》中的常升也被列为蓝党，冯胜更是不明不白地被召回宫中赐死。而常升、蓝玉和冯胜都是太子朱标一党，他们入狱，对朱棣来说，无疑是个极好的信号。

其次，《奉天靖难记》中还记载了很多太子朱标与蓝玉的对话，都是如何赞美朱棣的言语，是个“君子”、“得人心”。同时，又记载了朱标和蓝玉等人“日夜构隙，求所以倾上（朱棣）” ，蓝玉与朱棣的关系并不好。

由此可见，朱棣是十分忌惮蓝玉的，而蓝玉被诛杀，无疑巩固了朱棣的位置，再也没有人会对朱棣造成威胁了。

所以说，“胡蓝之狱”的最大受益者是亲王，而蓝玉案的最大受益者应是朱棣，后边靖难之役中，朱棣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夺得了皇位。

结束语

查继佐先生在《罪惟录》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存玉以无燕 ，不存玉以有燕”。其实，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没有蓝玉案，蓝玉还在，能打善战的蓝玉，靖难之役谁输谁赢就说不定了。

“存玉以无燕 ，不存玉以有燕”，也道出了“胡蓝之狱”是对大明朝的一次打击，正因为功臣的尽损，亲王的势力迅速膨胀，才让朱棣在靖难之役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但是，这不能说这是朱元璋的过错，因为朱元璋的计划是可行的，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世事难料也。而朱棣恰好利用了朱元璋“胡蓝之狱”、扶植亲王的机会，在“靖难之役”无所忌惮，而朱允炆却势单力薄。